主会场里嘈杂不已，我找到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坐下。刚坐稳，便听见脚步声接近。“让开，让开，谁允许你坐这里？”吕长江走过来，毫不留情地扯掉我胸前的嘉宾牌。“魏忠？噢，就是你这个小子。捐了五千万就了不起？跟我摆什么架子？去后面！”他声音不小，周围的人纷纷转头朝我看。我想要反驳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，站起来拍掉他的手，掉头朝外走去。后面传来他冷冷的嘲笑：“走吧，校庆也不差你一个人。”我到了门口，掏出手机拨打了基金会的电话。

我叫魏忠，今年四十六岁，来自温州。说实话，大学时期日子过得很拮据。父亲在镇上经营一个小五金店，母亲帮人缝衣服，一年里收入微薄。考上大学那年，家里卖掉了几头猪，再加上亲戚的资助，才勉强凑够了第一学期的学费。那时吕长江担任系主任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开学不久我去找他申请助学金。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翻看我的申请表，头也不抬地告诉我：“你的情况可以申请助学金，不过……”他抬眼看了我一眼，指头在桌子上敲了敲。“竞争很激烈，名额有限。懂规矩的人会更有优势。”十九岁的我不懂他的意思。他见我没反应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条件差的话，得懂规矩，找人说话比写申请管用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在暗示我需要回报。我拒绝了，并写了一封举报信，匿名寄到了学校的意见箱，内容关于某系主任以助学金为由向贫困学生索要好处。这封信最终沉寂无声。没多久，吕长江在会上公开批评系里的人不务正业，眼神时不时地朝我这边瞟。从那以后，我的助学金申请再也未获批准。那几年，我靠勤工俭学和父母的微薄支持，勉强完成了学业。毕业那天，我手捧“优秀毕业生”证书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后来我去了深圳，那是个大好的时代。我跟着一个朋友做新能源，从销售做起，逐步攀升。十几年间，公司从三人发展到千人，年产值十几个亿。我从一个贫穷学生变成了人们口中的“魏总”。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不喜欢炫耀。公司赚了钱后，我买了一套房，换了一辆车，但也只是奥迪A6，开了六七年没换。衣服更随便，几百块的夹克，穿了好几年。朋友们觉得我太过寒酸，我却说只要舒服就好。

今年年初，老同学郭建忠给我打来电话。“老魏，咱们学校六十周年校庆，你打算回来参加吗？”郭建忠现在是校办副主任，过得一般，但为人善良。曾在我囊中羞涩时，多次给予我小额帮助。我欣然答应，决定回去看看。原本只是想看看母校，后来听说学校需要资金建国家级实验室。我联系了基金会，最初打算捐三百万，后来觉得不够，最终咬牙决定捐五千万。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和校长谢德海提过一次。谢校长是我当年的物理老师，品德正直，虽然不太善于交际。“谢校长，我想捐点钱给学校，建设实验室。”他说：“多少？”我说：“五千万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最后传来谢校长哽咽的声音：“小魏，我代表学校感谢你。这是我作为校长以来收到的最大捐款。”我说：“先别声张，等校庆那天再说。”他答应了。

校庆当天，我从温州飞回来，十点到达学校，离仪式还有一个小时。我想先转转，看看当年的教室和宿舍是否还在。校园变化不小，新盖了几栋楼，操场也翻新了，但我还是找到了当年的教学楼，墙壁上刷了新漆，布局却未变。我站在楼下，看见楼梯口有个牌子上写着“物理系旧址”。正看着，一个人从楼上走下来。“哎，你是哪儿的？”我抬头，发现吕长江站在台阶上。他显得有些老态，头发变白了，肚子也隆起了，但我还是认出来了。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皱眉说：“怎么进来的？今天有重要活动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”我回答：“我来参加校庆。”他再度打量我，眼中流露出不屑，“你是哪一届的？我怎么没印象？”“物理系，九八届的。”他似乎恍若有所思，但还是没能记起来。“好吧，你去前面签到，今天来的领导多，不要给学校丢脸。”说完他便走开了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那肥胖的背影消失，心中暗想，他根本没认出我来。也对，二十年过去了，那时我穷困潦倒，谁会记得我呢？

签到处设在学校大礼堂门口。我走过去时，看见郭建忠正在那儿忙碌。他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急忙跑过来。“老魏！你终于来了！”他握住我的手，上下打量：“还是老样子，没啥变化。”我回应：“怎么会没变，头发都白了。”他开玩笑道：“白了也显年轻，看我这秃顶。”我们聊了几句，郭建忠低声问：“老魏，你见到吕长江了吗？”